澳洲煤结束五周涨势 国际煤价两涨一跌

[44] 他进而指出，希克林标准把社会中人们对待性的标准降低为儿童图书馆的标准，以致阻碍了人们对人性中某些最严肃最美丽的方面予以充分地关注。

而事实是，一些地方或者部门因为不善于执政，为自己怠政大讲"政治理由"，如一些地方的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促进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制定了严厉打击黑车的方案，但这些地方的基层城管队伍却往往以提高就业、打击会激化社会矛盾等理由消极对待。在法治角色方面，应当建立各司其责和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力量体系。

因此，党组和党委在很多单位变成了一把手的党组和党委。朝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执政当局的认识水平、执政能力和改革勇气。有问题的人一旦进入权力或者财富层，他们为了保住自己和连带同僚的地位，巩固政绩的政治和商业基础，会创造障碍阻碍那些有才干、有想法和清廉的人提升地位。如果忽视社会的多元性，不迎着问题进行疏导式改革，却以保障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名义，采用极左的方式拒绝改革，开历史倒车，进行反法治式的整顿，国家和社会将像前几年的"重庆打黑"一样，进入人治黑暗灾难期。这需要用另外的理念来补充科学发展观。

在革命法制阶段，为了维护新生政权，有时不得不采用非常规手段，一般谈不上常态的现代法治问题。强调人民法院对一般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力，明确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对公益事项的公益诉讼权利。而仅仅关心自己职业利益的法律人却不关心这一规定对房价的宏观影响，也不关心是买房还是卖方支付这个交易税，无论谁交，只要经我律师的手，就都少不了我的那份。

所谓的法律人思维，在这些学者看来，大致有两个明言的构成部分，一是尊重既定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例如（法定的）权利义务、合法性、（法定的）程序和由此导致的形式合理性等，另一则是强调严格缜密地遵守司法过程中逻辑和程序要求予以推理、论证和解释。但这会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律人思维这样一个忽悠人的命题会在并能在法学界长期流行，从偶然的误读成为坚信的真理，它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过程中获得了什么特殊的意味？或是有其长期存在的社会功能？以及什么功能？这是第九节的关注。陈金钊：《法律解释学：立场、原则与方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例如，如果仅仅看表达，那么无论软色情（简单说来，大致就是不露点）还是硬色情（大致相当于露点，或特别是涉及儿童）都应当是表达，但前者受保护，而后者不受。

[26]或根据现代法治的需要来构建所谓的法律思维方式，然后进一步功能性演绎出法律思维的特点，完全不管真实世界的法律人究竟是如何思维的。[109] 为美国法律界公认最有能力的四位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塔夫特、休斯和沃伦都很擅长行政管理。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68-169. [64] 冯象：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以下。解构法律人思维并不否认文本解释、教义学、抠字眼和法律推理等专业技能训练。仅仅法律人的思考本身无法确定这些目标和前进方向，相反只有先定下了目标和方向后才可能展开法律人的思考，不但是研究在法律文字层面的可否，而且要研究可能的后果，有哪些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或仅仅是习惯的制约条件，该如何在法律上以及以其他方式对待——无论是改变、尊重或是不理睬——这些制约。有关法律思维的论文则更多，除前注25和26所引孙笑侠和郑成良的论文外，又请看，董玉庭、于逸生：司法语境下的法律人思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法律人可以要求伴随着说理，但你不能强求，而且一个没有伴随说理或说不清道理的判断也并不自然是一个错误判断，事实上世界上没几个人能说得出并说得清自己决定或判断的道理，想想上面你真坏的例子。而波斯纳认为法律并非法官们发现的某个东西。因为只有这样，其言说在众多法盲中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只是如同其他人一样仅仅表个态，骂个娘，说不出个子午寅卯来，人们为什么要听，会听，即便最后还是不接受他/她的分析？而且除了从他熟悉的专业角度切入，他还能以其他更俭省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获得足够的尊严（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吗？ 当然，你可以坚持说这是法律人思维使其所以然，这一般无碍人们理解，错误的表达如果不耽误理解就不算错误。这其中肯定会有许多在法律人看来无法容忍的差错和误解，但只要案件或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多少差错和误解，一般来说，至少在典型的刑事案件（除了自然犯罪外，在中国这个典型通常还包括了贪污罪和叛国罪等类似犯罪，但一定不包括诸如侵犯知识产权、侵犯隐私、交通肇事等法定犯罪）和普通民事案件中，这些判断和评价，一般不会与法律的判断差的太离谱，即便表达激进，那不过是并常常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主流（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和政治判断，而并非一个司法的判决。

前注5引Schauer的著作认为，假如有什么令法律人有别于普通人，那就是掌握一套被称为法律论证的辩论和决策的技能，而这就是所谓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因此法学院才会要求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隐含的恰恰是多样的法律人思维，而不是什么本质化的法律人思维。

完全可能成就伟大的创造——孟德斯鸠关于英国三权分立的误读就是典范之一。而各地二手房市场的交易，[80]以及众多的假离婚者，[81]则以各自的独立思考和精心规划的行动共同完美演示了和印证了法律人的预测，充分表明法盲与法律人并非总是格格不入，有时也会心心相印。

法盲从来不拒绝规则或规范，从不否认制度和规则对人有约束力。[72]因此，才需要制度，才需要决策者，需要敢于并能够承担责任的人。而至少文官群体在各国大都并非毕业于法学院，但他们通常会遵守制度和规则，并会在自己的权限内行使某种决断权或裁量权。而法治社会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那还要法律人干什么，要法院干什么，让你来重复一下每个人都早已心知肚明的真理？而且真有那么一天，法律人会不会太失落？不仅饭碗没了，还有精神损失——还能有机会或场合展现你的智识卓越和独立，并有权力来开启民智（启蒙）吗？ 而身处这种环境或事件中许多——但不是全部——法律人仍然会保持冷静，展现了法律人的行为方式，是否因为他的法律人思维在起作用？非也，即便不直接参与相关事件和案件的司法和前司法处理的法律人，在这类事件中，他人（社会）的期待以及他本人的自我期许都会暗中约束规训其言行，令他无法成为法盲似的旁观者。与常规刑民事案件上，有众多法盲对思考、分析和判断不离谱形成对比的是，即便受过法律教育，一直待在法律这行里，甚至是学界认为颇为优秀的法学教授，只要意识形态优先了，或是只认法条、教义、原则、程序正义、法律真实、权利、正义这些词以及其他好词和大词，只讲推理不管后果，只注意概念的好坏，不分析真实世界，脑子就会坏掉，就会得出非常离谱的、我很难相信他们坚信的结论。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法律职业自1990年代中期后才开始逐步成型，没有积累多少职业知识和技能可供传授。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精品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其次，作者似乎误解了科学中的真，或是一直停留在当年大学哲学上重复的列宁对真的定义，简而言之，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

尽管法律人的制度角色、职业利益、社会期待和自我期许，以及长期浸淫于法律行当，也许会令他们通常比普通人对法律问题更敏感、更细致，言辞更为谨慎，表达更为缜密，但，第七节分析论证，法盲的过激言辞也是其人微言轻的制度角色所塑造的，并且与其习惯于从表态而不是论证功能使用语言有关，因此，行为的显著差别也并不支持法律人思维的断言。但网络上，不懂刑法第13条、不懂刑法的谦抑，不懂法教义学的法盲激烈抨击了最高法院，抨击的理由是：即便最高院用意良好，但在当下中国，（1）这在制度上就给某些有权有势有关系的醉驾者，通过或不通过律师，逃避惩罚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我只是说，法学院应当让学生了解法律在真实世界中的运作，人们为何以及会怎样利用法律，这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要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而最高法院关注的，往往是显然政治性的议题，在各国均如此，但美国最甚，因此在相当程度是一个政治性的法院。

这么当然是推理，但这个推理一定成立，几乎如单身汉是未婚成年男子一样确定，因为，如果检察官不能预判这两种行为不受美国宪法表达自由保护，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确定，他就不会提出指控了，因此这个案件就不会走上法庭。苏力：修辞的政法家门，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面对今日之社会，传统的法律人的技能和知识，无论是法律推理和解释、决疑术，还是教义学，均已无法满足这一类社会生活的需求，因为在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影响下，上述技能都装着并有时也真的努力避开对实质性法律问题的分析，还假定各种因素稳定不变——一种仅仅在思想实验中方才可能出现的境况，尽可能从法条中演绎出判决的过程，以稳定的规则处理类似的案件，以各种教义学或类比推理和解释对法律外行有效掩饰裁断者在论证中隐含的价值和路径选择，从已知明确规则对一些略有异常的案件推出看起来言之成理的结论，或是以解释的名义和过程将完成裁判者之判断与立法、法律和先例看似无缝的对接。因此结论是，权衡利弊，在醉驾入刑问题上应当一刀切。

苏力：遭遇哈姆雷特，载《读书》2002年第5期。[55]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954-956, 973-978. [56] 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76] 最典型并影响了很多人关于海瑞之印象的是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受害人的父亲王廷礼向省检察院申请，也向省高院提出申诉，希望省高院启动再审程序，改判死刑。

[8] 不仅是我，许多美国法律人也并不真正理解霍姆斯的标准，因此也曾打压一些在美国政治社会文化中被认为明显错误的表达，依据这种思路，因此骂人，诽谤，属于种族仇视的言论，即便是言论，但那是坏的，自然不受保护。这个增长点对法学教育有某项特别的象征意义，不仅对日益拓展的高校法学教育，而且对于伴随司法职业化、专业化而来的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培训，也是意义特别。

任何言论甚或行动，只要不是可能引发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的伤害，就会被假定传递了某些有社会价值的信息，就会视为表达而给予宪法保护。而这样一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方面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思维，实质性的分析和判断，完全对立。[75] 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军队中一切行动听指挥也是如此，没有统一指挥配合的军事行动更可能打败仗，成功的擅自行动因此也会受到诸如警告这样的惩罚。

[88] 张千帆的博客，后删除。司法者一定要权衡各种值得保护的利益，包括罪犯的利益，也包括法院自身的权威。

[49]但无论喜欢不喜欢，这其实也不是法律学人真有这些思维特点或毛病，这只是法律学术人的职业要求和职责所在，也是他们对自我的要求，完全可以说，这是法律人在其职业位置上形成的一种职业病。至此，我理解了什么叫做像法律人一样思考。

自2002年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葛洪义主编、每年一辑的连续出版物《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18] 到1995年，法院系统内有本科学历的法官也仅占全部法官的6.9%。